而如果按照费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相对照来实现上述用中拒西的路径选择，其结果，也许会令关切哲学自觉的哲学家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本来是想统一在哲学自觉的共同关切下，不期然自己却早已偏离哲学自觉的命题而浑然不觉。
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特别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法院在审理时对于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法院的审查应当包括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进行审查。这种解释引路在各国解释理论与实践中，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具体的生活事实必须转换为以文字叙述的说明事实，才能涵摄于以文字说明的法律规定，在涵摄过程中即涉及生活事实的定性。五、行政法规范的选择 （一）行政法规范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规则 我国法律、法规、规章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难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使法律适用产生困难，因此，需要明确在发生法律规范冲突时，应当根据什么规则来确定予以适用的法律规范。在上述案例中，食品药品监管机构需要确定调查所得的案件事实与《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中哪一个法律规范的全部构成要件事实相符合。[25] BVerfGE35 ,263 (278f). [26] BverfGF36 ,342 ( 362 ) . [27] BverfGF33 ,265 ( 294 ) [28] BVerfGEl ,299 ( 312 ) . [29]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解释和规章解释工作的试行规定》年第五条规定进行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解释和规章解释，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符合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再次，涵摄，即确定所查清的事实是否与法规范的构成要件相当。
中院党组正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刻总结教训，严肃认真地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但也有许多法条，其自身并不能成为发生法律效果的依据，而是必须结合其他的相关法条才能发挥规范功能，这就是不完全的法条，包括说明性法条、限制性法条、引用性法条和拟制性法条等。三、行政审批与转让合同效力关系的解释论取向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区分原则实现了权利转让合同效力与履行的分离，权利转让未获审批可解为法律上履行不能，为履行不能涵摄。
此种处理即便行得通，守约方得到保护的至多只能是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不能是履行利益的损失。因而，不可抗力的范围只能是大致的。[38]参见［日］山本敬三: 《民法讲义: 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6 月版，第81 页。参见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2009 年2 月版，第248 页。
但立法并未将未生效作为合同效力的类型之一，也就不可能规定该效力状态的法律后果。实现国家管控权利变动的政策目标，存在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绑定、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区分两条进路。
换言之，不可抗力应具体地判断，而无法抽象地揭示，某一事故在此情形下可能是不可抗力，在彼情形下却未必如此，一般性地称某种变故为不可抗力并不可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申请义务先于行政审批发生，获得行政审批不是有关申请义务之合同内容的生效条件，应认可该义务发生及履行效力之于行政审批的独立性，未经审批前此类合同已部分生效，而并非全部未生效。继而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场合，强调申请义务的独立性，违反申请义务，受让人可以通过间接履行或者解除合同、追究转让方违约责任获得救济。[36]由此对于合同未生效引发的损害赔偿，实行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由缔约上过失责任机制加以应对。
[19]崔建远: 《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 年4 月版，第254 页。[25]首先，这种区分已经遭到来自权威学者的质疑。这一拘束力由于在合同生效之前，还没有强大到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程度，而只是在形式上拘束当事人对合同存在的破坏，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地撤销或撤回。如果将审批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势必扩大效力瑕疵合同的范围。
[30]就中外合资企业股权转让而言，审批制度的目的和作用在于： 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某些工业部门，或涉猎某些项目。如《德国民法典》第306 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合同标的，合同无效。
确保外国投资符合本国的法律和法规。由此，即使以行政审批作为决定合同是否生效的参数，也可以按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区分进路，在未经审批的权利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上，持有效合同说的立场，而不应想当然地认为未获审批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26]即使承认存在合同效力和合同拘束力之别，合同的拘束力也仅用来指称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当事人不得变更或解除已经成立的合同。[20]批准不具有替代其他合同效力评价要件的效力。来源：《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行政审批 权利转让合同 。对相关立法采审批行为与权利转让合同效力无涉的解释，进而认为未经批准的合同亦为有效合同，具备有效合同的法律效力，更能妥善合理地平衡当事各方的利益。如果转让是指当事人为履行转让合同而实际地变更股权，则行政审批仅涉及合同能否得到履行，而与合同效力无关，即该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因是否经过审批机关审批而异其效力，进而会在该类合同的效力问题上，持有有效合同说的立场。在确立了应然的立法论立场之后，需要研讨的是，在现行法制下如何通过解释论的作业，引导法律的运行向应然的状态靠拢。
审批机关未予批准的合同即使归于无效，原因也在于其自身的效力瑕疵，而不在于未获审批。通过行政审批实现国家管控权利转让的既定政策目标存在以其决定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和控制合同的履行两种规范模式。
[8]刘家安: 《买卖的法律结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12 月版，第25 页。在德国当今流行的民法总则教科书，此种分别，似已销声匿迹。
一方面，义务人怠于履行或不履行申请义务时，可以转化为间接履行或者替代履行。权利转让合同若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即使经由审批机关批准，依然能够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
参见汤文平: 《德国法上的批准生效合同研究》，载《清华法学》2010 年第6 期。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负担只能按照法定结构作模式化的配置，使得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当事人自行设定之权利义务安排对于其间利益和负担的分配不生任何影响。[31]当事人间的权利转让合同乃是就权利转让而发生的权利义务作出的一致性安排，只是设定转让方转让特定权利的义务和受让方请求转让的权利，而不涉及特定权利的实际变动。[29] ［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10 月版，第282 页以下。
[39]前引[35],孙学致、韩蕊文。[15]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2011 年8 月版，第232 页。
司法机关首先将申请义务纳入先合同义务，以缔约上过失责任机制分配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并突破既有理论，认许先合同义务也可以请求间接履行， [23]继而又将申请义务纳入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预先义务，同时该义务相对于主合同义务具有独立性，并不因主合同的未生效而未生效。由于存在其他的替代性选择，纠结于转让合同的效力，设计保障行政审批目的实现的制度，无疑构成对于人民自由的过度限制，有违比例原则。
另参见苏永钦: 《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两岸转介条款的比较与操作建议》，载《人大法律评论》( 2010 年卷) ，法律出版社2010 年9 月版，第24 页。其次，由于特别要件具有特别的制度目的，就债权契约而言，原则上当事人之一方不能请求他方特别补正特别成立或生效要件。
另参见《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0 条、《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7 条、《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7 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3 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 条、《反垄断法》第21、25 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0 条、《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16 条等。[24]参见法释［2010］9 号第5 条、第6 条、第8 条。对于实现国家管制权利转让的目的，认定合同未获批准就不生效，有失适当性。但《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第311a 条第1 项后段开始采纳履行不能不影响合同效力的立场。
[30]参见付荣、麻锦亮: 《论外资审批的效力》，载《法律适用》2010 年第1 期。[28]即一方未履行申请义务，相对方的救济手段为间接履行或解除合同，这显然是将申请义务视为主给付义务的当然结论。
可见，建立在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相区分原则基础上的有效合同说与申请和审批的法律意义的融洽无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未生效合同说在解释权利变动过程上的捉襟见肘。此等自治性安排在未生效合同说下，可能意义全无，在有效合同说下，则会充分发挥效能。
对于权利转让行为的批准，主要涉及到合同义务能否得到履行，标的权利能否发生变动，与合同行为的效力无关。与毒品、枪支等禁止流通物转让不同，中外合资企业股权转让等需经审批、方能实现的行为不仅未直接抵牾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与善良风俗无涉，并非法律绝对禁止的行为。